投资者曾经对“众生源”公司充满信心，但 “众生源”还是出了问题
“驰龙”投资公司人去楼空
深度聚焦
从2013年下半年起，洛阳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吸收民间资本的各类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资金“断链”，其倒闭速度在2014年加快。有消息称，已经立案的公司近百家。北京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的公司至少60家，连同尚未立案但已出现兑付危机的，有一百家左右。其中，除担保公司外，还有投资、商务、黄金等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涉案总金额及涉及投资者总人数尚无最终统计，投资者中不乏倾其全部家当者，以及将“棺材本儿”放进去的老年人。仅众生源、祥顺两家规模较大的公司，涉案金额就超过10亿元，涉及至少5000名投资人。
其实苗头早在2011年就已显现，政府也开始了规范和治理。然而，由于资金主要流向的房地产、矿业等行业不景气，在许多民间借贷公司资金链条都已绷紧的情况下，个别公司倒闭引发挤兑风波，似乎只是时间和强度问题。
疑问
2015年1月5日，洛阳市信访局一间会议室内，河南众生源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众生源”）专案组向所涉投资群众通报最新的案情进展—其中也包括铭元（洛阳）投资公司的投资者。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姜学君。
投资者郭晓（化名）坐在中间。2014年7月中旬，她从业务员那儿听说“公司出了问题”，担心家人知道消息后承受不了，她谎称钱已取出来，背着家人偷偷“追债”。
专案组通报的“追债”情况不太乐观，所通报的账目大都是2011年前后形成的“旧账”，对方认账但表示无力还钱。除了土地、房产等，截至当日，专案组追回的资金是1080余万元。相较3000余名投资人、5.3亿的未兑付金额，无异于杯水车薪。
投资者的疑问在于，是否还有其它应该追回的账款？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姜曾为阿拉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阿拉丁”）的法定代表人，并于2013年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成为“锦绣中原（洛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8名合伙人之一。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锦绣中原”是洛阳市政府和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发起的创业投资基金，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
与姜学君同为“阿拉丁”公司“合伙企业投资人”的杨某某，被指为姜的妻子，两人目前呈离婚状态。杨某某曾为法定代表人的洛阳广弘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广弘商贸”），是洛阳市孟津民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后者由洛阳银行发起并控股。
而“阿拉丁”和“广弘商贸”两家公司，在姜投案前的7月份，法定代表人分别由姜学君、杨某某变更为其他人，让投资者怀疑此举是“转移资产”。对此，专案组曾向投资者解释，姜学君因欠债而转让股权。
在1月5日的通报会上，投资者们提到了另外一个疑问。杨某某还是高新区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投资者指控杨某某名下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涉嫌吸收非法存款，并进而要求追责、处置其名下资产。投资者曾出示盖有杨某某同名印章的合同，另外还有投资者出示手写的资料，证明曾将款项汇向杨某某曾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账户。
在当日沟通会上，专案组承认合同等材料存在，但对其真伪及法律效力未予置评，表示尚无证据证实杨某某涉案。但专案组的解释未能让投资者信服。有投资者说，他们曾被告知“合同上的章，和在企业工商局备案的不太一样”。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投资者也仍在为他们的疑问奔波。这只是洛阳众多投资者讨债生活中的一幕。像“侦探”一样去“审计”老板的财产，自发或立案后和专案组一起上门讨债，如今成了许多洛阳投资者的日常生活。
立案
2014年12月底，西工区解放路河南驰龙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驰龙”），破碎的玻璃门旁贴上了公司立案通知。这距公司资金链断裂已一年有余。
“驰龙”公司于2013年10月份宣布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张女士还记得，投资者们最初开始“自救”的方式，就是去替公司要账，追回的钱款给公司一半，另一半由要账人平分以抵合同上的债。她曾和其他人一起去讨债。欠债的是个人客户，他们到了后先敲门，里面的人骂骂咧咧，不开。再敲，先来的是物业，然后来的是警察。
“我们想要回自己的钱，怎么就到这个地步了啊！”张女士至今说起来还很难受。她说有的人去要钱，一旦进屋，吃饭都是轮流出来吃，怕出了门就进不来。“我们也不搞破坏，就坐在那里。”她说他们主要是磨，有一次一个女投资者甚至给债主跪下来求还钱。
有熟悉情况的投资者介绍，驰龙公司出问题后，因为被评估“资产覆盖债务”，许多投资者也相信老板有还款能力，因此当时并没有立案，而是由政府组成帮扶小组，帮公司盘活资产，然后督促公司制定还款计划。期间，公司也把追回的部分房产和公司的车辆，“以物抵债”进行拍卖。
结果并不令所有投资者满意，用合同换了辆汽车的投资者，事后认为价格偏高、车况不好，最终要求退还。更多客户担心的是，从欠款企业追回的资金被有关系的人“抄小路”取走，有客户开始要求立案，但也有人不同意。
其他很多公司的投资者对于是否立案同样存在分歧。河南广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也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一位主张立案的客户承认，他在忍受着其他部分客户的责骂而上访。他说立案未必就好：进入司法程序的周期会比较长，从已经立案的公司来看，资金兑付的情况也是“血淋淋的现实”，这也是许多客户不希望立案的原因。公司希望“给点时间”，但他对公司没有信心，反而怕转移资产、有人“抄小道”，宁可杀鸡取卵。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主要由洛阳市成立的“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办公室”（下称“处非办”）及公安等部门来处理。有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追回的资金和查封的资产需按比例向全部投资客户兑付，法院已不再受理个人起诉的涉非法集资案件。
按照洛阳市非法集资问题的一般处置程序，包括监测预警、案件受理、调查取证、立案侦查、性质认定、处置善后等六个阶段。而这个周期在焦虑的投资者看来，总是很漫长。
“也有想把老板保出来的情况。”另外一家公司的投资者说，他们希望老板继续经营、筹钱，这样才有拿回本金的希望。
有参与“处非（处理非法集资）”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说，“处非”工作要求群众利益最大化，就是设法尽可能多地给投资群众退钱。另有工作人员表示，最初一些公司被帮扶，目的也是盘活资产，清退资金，有时将负责人控制并不利于追回债务，是否“帮扶”主要是看涉事公司的资产能否覆盖债务。
对于被指立案前存在转移资产，有工作人员说，帮扶中的措施不能完全杜绝这种可能，也有人表示“不太可能”。
无数次在政府部门奔波后，“驰龙”公司终于立案了，许多“难友”喝酒庆贺，但没高兴几天，问题又来了：还是拿不到钱啊。
有时候，张女士看到欠款房地产企业在洛阳市的楼盘就很发愁，她不知道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楼什么时候能建好，又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她自己经济条件尚可，可他看到投进全部身家的贫困“难友”，心里又很难受。
主张立案的部分“广融”客户，开始像“驰龙”的投资者那样，开始了推动立案奔波的“道路”。而“金隆汇通”的投资者，在公司立案后也开始了“讨债”生活。前几天，王立（化名）和其他客户们分成组，自发替专案组向欠债企业送催款通知单，告知还款必须打到公共账户。他们担心，“老板的人”私下要账，有关系的人“抄小路”。
危机
焦虑的投资者中，李红（化名）自觉处境尴尬。她是一家担保公司的员工，被要求把“非法所得”的提成退回去，可她的本金包括利息也都放在里面。在许多公司，工作人员及其家人都会把钱存进去，甚至有人在到期后，还添点钱凑成个整数，连利息续存。
自己的钱放进去取不出来，经她介绍存钱进去的亲友，也都血本无归。虽不像有些同事那样被亲友责备，可她还是很内疚，有时也很委屈：如果明知道会出事，她怎么会不告诉亲友？
“觉得谁倒了它都不会倒。”“众生源”公司投资人王梅（化名）曾对“众生源”充满信心。支持这种信心的，是公司及老板的实力：老板旗下的公司众多，其本人拥有“青联副主席”、“市十大杰出青年”等各种光环，旗下公司开业时，也有诸多领导参与。
这种心理并不鲜见。2014年3月份出现问题的河南中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担”），实际控制人叫李东。至今还有投资者拿着李东与领导们的合影称：“要不是这样，我们会相信？”
李红描述了几年前担保、投资类公司的盛况：洛阳满大街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一条街上许多公司都做这种业务。
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下，以“一对一、不摸钱、担保代偿”为特点的“郑州模式”被视为民间借贷领域的探索，也被洛阳复制。但是许多公司在经营中“变形”，从2011年起，河南省政府开始了借贷、担保行业的整顿和规范，明确提出担保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曾经打擦边球的“郑州模式”也不再提。和担保公司经营模式类似的投资、商务咨询等公司也同时遭整顿。公开资料显示，洛阳也在对此不断地进行规范。
不过在受访时，不仅李红这样的从业者，包括许多投资者，依然用“郑州模式”来解读自己投资行为的合理性。从投资者的叙述，或转述业务员对他们的讲解，许多投资者对担保公司业务范围的理解，并不准确，“委托投资”、“融资性担保”等词语经常被误读。有个别投资者坦承，即使如此，也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贬值”。
一家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小刘说，“正规经营”的投资、担保公司，还是能帮到中小企业的。从银行贷款周期长、麻烦，用担保公司的钱比较容易，“这是优点，也是风险所在。”
北青报记者看到了多家涉事公司的数十份合同，有些并不规范，有些合同虽是“郑州模式”的“三方协议”，借款人、出借人、担保人俱全，但据投资者介绍，款项并非是直接给借款方，而是给担保公司。业务员李红表示公司这么做是种“变通”：假如一家大公司要募集500万元资金，普通投资者几万、十几万的怎么办？
但对于众多的投资者而言，在资金使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这种操作模式已经埋下了诸多隐患。
比如“中担”公司的几份合同上，几笔数万元的都是借给同一自然人，可是他在不同合同上的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投资者事后发现，这位借了不少钱的借款人是一位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经营项目。
问题并不局限于担保这种形式，王立（化名）通过熟人将钱放到“金隆汇通”时，先看了看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这家于2013年注册于深圳的公司，老板也是洛阳人，“至少跑不了”。当时老板告诉王立，“资金只做‘过桥’，不会流到企业里。”和王立签署的合同上，也明确地写着“仅限于各大商业银行对其优质客户的各类保证金及托管银行行内短期金融业务，不得投资于其他任何实体项目或投资于任何企业。”
直到资金链出现问题，王立才知道，许多资金都流向了企业，其中有些项目真假难辨。他们这些焦虑的投资者，只能无奈地等待警方调查资金去向，或者去“认账”的借款企业要钱。
让许多投资者耿耿于怀的是，他们有时候被说成“理财客户”，有时候也被称为“集资群众”，说“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公司证件齐全，如果非法为何不早点查处。一位投资者点评政府监管：“不出事什么都好，一出事就是非法。”
有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无奈，说公司超范围经营，不能怨审批。 投资人和公司都是私下进行，双方存本金和发放利息并非通过公司账户，监管部门监管困难。但类似的解释转述给投资者时经常会被反问，那么多公司做这类业务，政府会一点都不知道？而在此前洛阳及周边城市发生担保公司问题时，就有舆论认为，在民间借贷蔚然成风并发生走形时，政府“投鼠忌器”，缺乏管理。而具体管理中有无尽力去化解风险，只有当事人知道。
雪崩
公开资料显示，洛阳市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文件，打击非法吸收民间资本的行为，要求稳妥、逐步地清退民间资本，然后退出这个行业。不过从被立案的公司来看，有些公司的业务并未停止。
肖飞（化名）是最近被立案的“洛阳军壮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他在2014年之前签的合同，甲方是“河南军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军创”），但后来续签时，变成了“洛阳军壮实业公司”（下称“军壮”），二者是“同一家公司”。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军创”成立于2009年6月，而“军壮”成立于2013年12月，经营范围是“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的销售”等，实际控制人都是史增九。
有熟悉投资、担保行业的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开始了民间借贷再想退出来，并非易事。“除非特别有钱，能把客户的本金和利息都给还了。”他假设，开公司就是想盈利，老板不可能吸收资金后放置，然后向客户支付利息。借出去的款都在同一时期收回来也能全部退还客户，但这种情况并不现实。被问有没有试着减少业务时，他反问记者：“客户存款你敢不收？传出一点消息，就可能被挤兑。”
高息吸收民间资本，在洛阳一位熟悉此类公司运作的人士看来，是条“不归路”。该人士说，假如公司以1.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金，加上自营成本，得以2分多甚至3分的月息贷出去才能盈利，但以近两年的经济形势，“哪个行业能有那么高的利润？”企业靠不断吸收民间资金来维持运行，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链条，只要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就会“断链”。
从2011年起，洛阳就出现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的事件，但是从2013年下半年起这种情况的出现频率加快。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投资到矿产和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收不回来，是很多人分析洛阳民间借贷公司“雪崩”的主因。但在这场酝酿时间较长、经济链条不限于洛阳本地的“金融风暴”中，公司自身因素、借款企业遭抽贷、投资者挤兑的现象也都显现其间。很难准确说出，是哪只蝴蝶先扇动了翅膀。
“驰龙”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知情投资者说，是合伙人抽走资金引发。最初公司怕挤兑，还对外地分公司封锁消息，但当时还是引起了恐慌情绪。
2014年8月份出现问题的洛阳祥顺担保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则记得，在2014年7月份，挤兑变得更为集中。一些公司出事让其他公司的客户也慌张，到期后都不愿意续存。
到12月份，“军壮”也出现问题，肖飞是资金到期后才知道的。公司知情人士说，危机早已埋下，早在九十月份，到公司取钱的客户就不少，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地出去”，有些客户存款不到期，宁可损失利息也要取。
“当时老板说别报案，他去跟欠款企业打官司。”肖飞说，有些客户也同意转签到欠债公司。但现实没有给史增九机会，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军壮”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
肖飞加入了投资者群，在那里他们互称“难友”。有难友列出了一个不少于90个公司名字的单子，驰龙、中担、众生源……没有人知道，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公司。
残局
如今洛阳市区的街上，已看不到李红记忆中投资、担保公司的繁盛景象，有些挂着牌照的公司也锁上门，从玻璃门看进去，还能看到里面物品贴的封条。而有些仍在运行中的公司，有的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有些市民开始谈论最新的“P2P”。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7年的27家到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再到2014年11月中旬的90家，洛阳投资、担保公司的数量，近几年经历了倒“U”型变化。比担保公司注册门槛更低的投资类公司，数量也一度得到增加，于2012年初达到485家，然后减少至2014年11月中旬的289家。
随着资金链断裂的公司被立案，案情的披露程度和进展速度左右着投资者的情绪，“钱没了，钱到底怎么没了？”他们试图“督促”办案进展，许多人能想到的，就是上访表达诉求。有的办案人员也坦言压力大，不断出现的案件导致人手紧张，一些案件中的资产去向不明，能查到的也是不良资产。
涧西区的洛铜宾馆是专案组的办公地点之一。四、五、六层多个房间的门外，贴着案情通报、登记须知，有的一扇门上写着三四个公司的名字。
四楼一间房子门口，贴着“洛阳国信投资有限公司”领酒的地点和路线。这家公司老板计占军在上海开了家贸易公司做进口红酒，2013年底“国信”资金链断裂后，那些红酒用来抵债。几天前，曾在他上海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听说“以酒抵债”的消息后，声音抬高了几度：“他还欠我们十几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呢，要是抵债，不该是员工比债权人优先吗？”此前有员工在上海提起劳动仲裁，但是老板被抓，找不到人要钱。
在洛阳之外，周边的郑州、新乡、鹤壁、焦作等地也被视为“非法集资”活动的重灾区，而在河南之外的山东、四川、辽宁等地，也不断出现非法集资的案件。
目前的情形，让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韩宝江教授，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多地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代办站的非法集资现象，后来许多代办站都被关闭。他觉得如今出现的情况仍然值得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思考。
韩教授说，资金链没有地区属性，金融活动也早已渗透到民间，但金融监管并没有“一统到底”，在有些县或更基层甚至没设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赋予基层监管机构更多的监管责任。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监管也应及时跟上。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身份做了处理）
文并摄/本报记者 高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