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光刻机，很多人并不了解它是什么，但它是被中国科技部列为首位的“卡脖子”技术。十多年前，一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理工科年轻人闯入了这一被国外巨头垄断的领域，带着满腔的愤懑立志要做中国人的光刻产品。十多年做得艰难，冒着与国际巨头肉搏战中“死很惨”的危险，却不曾放弃，因为他们相信既然这辈子总要拼一下，就要鼓着劲往前冲一冲。
近日，我们对话了这群年轻人中的领军者，中国唯一的一家中高端光刻材料的研发、生产企业——博康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EMBA2017级春1班的傅志伟。
初生牛犊不怕虎，闯入光刻行业
E：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傅：我叫傅志伟，经历比较简单，1998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在公司里干了一段时间，30岁整来到上海创业，最早是做有机化学方面的研发，后来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现了集成电路和光刻材料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感觉那会中国没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觉得中国没有那这就是个市场空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就决定进去试一试，这一闯就是十多年。2010年，我们正式投资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现在在中国有5家工厂，全球有8家实验室。
我们目前是中国唯一的一家中高端光刻材料的研发、生产企业，同时我们也是中国唯一的双台面激光直写光刻设备的发明者与生产者。
E：您能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光刻吗？
傅：大家感觉光刻是比较陌生的行业，但实际上离我们生活很近。光刻，说白了就是一种相当于用头发丝千分之一粗细的光线作为刻刀，在晶圆上雕刻原子，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图像。而这些图像最终汇聚成芯片、传感器等各种各样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
之前整个光刻领域一直是被国外所垄断和封锁的，甚至有一些产品是彻底禁运的。中国科技部前段时间发布了一个“卡脖子”技术列表，排在第一位的是光刻机，第二位是芯片。为什么排第一位的反而是光刻机，我们的理解可能是光刻机它不仅仅是芯片，也是很多领域的一个基础的加工条件。其实整个光刻领域对于国家来说，都是被“卡脖子”的，不管是材料还是设备。
光刻有几个大的指标，是很难做到的，第一个就是对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对准精度达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你在月球有一个五毛钱大的硬币，站在地球上的人有一把可以打中这个硬币的枪，一开枪就能打中它。之前有位前辈的一个比喻就是，相当于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始终齐头并进，一架飞机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上刻字，还不能刻坏了。
计算机的存储量从几K、几兆发展成现在的多少G，是因为里面集成的晶体管数据越来越多，只有光刻的线条越来越细，它集成的晶体管数才能越来越多，计算机运转速度才能越来越快。包括视频显示清晰度越来越高、分辨度越来越高，也是因为后面的线条越来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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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您说到直到今天，光刻仍是中国的一个“卡脖子”技术，那当时哪来的勇气踏入这一行业呢？
傅：我们最早的团队是一个纯做研发的一帮人，帮国外公司做合成定制。有一次和日本的一家公司，还有一家很出名的美国公司合作，我们负责提供原材料，日本公司做下游产品，最后美国公司使用。当时三方约在日本开会，我们介绍完了，美国人就直接说了一句请中国人离场，因为他们要进行下一阶段的技术讨论。日本人也很客气，就说“傅桑，请出去休息一下。”我们就到外面的休息室去等，当时就觉得很郁闷，有种很屈辱的感觉，就觉得可能在某些领域中国人是完全被排挤在外面的。可能平时大家交流的时候，也会经常听说类似的事情，但当我们置身其中时，那种民族情感是很强烈的。我们出来以后，就下定决心要做中国的光刻胶。
赚的钱都投进了研发
E：在做的过程中，应该遇到很多困难吧？
傅：那会中国光刻胶的技术很薄弱，我们就在国内国外找所有能够接触上这方面的人或专家，请他们加盟或做一些指导，让我们能做出自己的一些东西。如果现在让我们去选择，我绝对不干这个。这个行业太难做了，十多年的投入如果做别的早就做得非常大了。你说不后悔，看着别人一个个规模都做得那么大，然而我们还在埋头研发，压力比较大。
但要说后悔，其实也还好，毕竟我们现在在行业里算一枝独秀，为国家在做些事情，这种自豪感也是有的。
我们运气比较好，迎来一个好的时代，国家近年对集成电路的发展非常重视，我们的光刻材料和光刻设备都被列入国家的重大专项，同时迎来了很好的市场机会。
回想起来也蛮后怕的，这么多年别的业务赚的钱都投入在研发领域，如果没有迎来国家的支持，我们可能真的是“赤膊上阵”，孤身去跟国外科研巨头肉搏，可能死得非常惨。现在，我们有信心去挑战一些十多年前不可能的事。
E：您说研发投入压力很大，是什么一个量级？
傅：集成电路不管是材料、设备、还是工艺，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领域，同样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的行业。中国以前这方面的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很多东西是零基础，所以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只能在实际的研发和生产过程当中自己去培养、去摸索。现在我们500名员工，其中400名是研发人才。
因为大量的技术是被国外封锁的，且门槛非常高，专业门类的跨度特别大，譬如做材料，不仅要懂化学，同样要懂光学、电子学等，我们算过一个设备所需要的知识跨了50多个细分专业，真的是越了解越有点后怕，要不是当时不懂或者是懂得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们绝对不敢进这个行业，真的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再说直白一点就是无知者无畏，我们就闯一闯。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E：十多年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傅：最难的是具体的技术项目无法攻克，可能做了几千次的反应，花了两年时间也搞不定一个技术细节，只能翻来覆去地做实验，这对技术团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挑战的是一个人、一个团队毅力的极限。
最难的时候，也有人要打退堂鼓，“我们干脆别做电子系的光刻胶，就把它做成化学品，卖给日本人、卖给老外就可以了，利润很丰厚。”
但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光刻领域的一个科研公司，这是最初的一个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大家这辈子总要拼一下，鼓着这股劲往前冲一冲。
我们没想过失败。走过这条路，失败是什么概念，没想过。反正就觉得一定能成功。
E：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是不是也会有融资难等问题？
傅：对于民企，尤其是实体经济，融资是最难的。像我们这种科研性的融资企业，又是实体企业当中融资最难的一种。
科研企业最初开始就是一帮人凭脑袋做实验做一些产品，真正的资产全是积累的知识和技术，而这块的评价体系目前在中国还没有跟上，所以很难对我们的知识做一些评估，也没有办法去做融资。
实体企业不像互联网经济，可以因为流量爆发估值迅速上升，永远是一步步往前生长，慢慢熬出来的，但风投可能等不及你。
大家都说中国的科研环境不好，对实体经济重视不够，但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各种金融机构对我们的支持，也不是银行对我们的支持，恰恰是因为政府在大量地给我们背书，政府在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科技企业，扶持民营企业，才让我们在这过程获得很多的支持。
融资难，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但我们目前看，企业只要健康往前走，资金或者是外部的支持过来是早晚的事，既然是早晚的事还不如沉下心来多点耐心，我觉得更好的时候在后面。目前我们也在准备IPO，备战科创板。
E：您刚才说创业特别难，研发、资金的压力又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还要到复旦EMBA读书呢？
傅：我们最早的团队都是做研发或市场的，公司做到现在的规模，很多管理都有点力不从心，我们以前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当我们真正变成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时，需要更全局的思维，而这方面的东西谁也不是天生的，需要一个有系统教育的地方。
去复旦读EMBA，是公司管理层一块讨论决定的。我们了解下来，觉得复旦大学EMBA这块更偏于学术、更有研究氛围，跟以前觉得去EMBA混圈子不太一样，因为说实话混圈子对我们帮助不是很大。学的过程当中我也确实深有体会，不仅是我，包括我同学，老师在上面上课的时候，我们底下就突然有种“当时为什么想不到”的感觉，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有的同学会现场办公，老师在上面一讲完，他就往公司打电话。
我上完课也会把上课学到的东西回来跟同事分享，譬如从复旦回来后，我们提出的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这些理念我们以前可能是无意识地在做，但现在已变成了公司的一个文化，已经深入到公司的每个人身上了，所以在复旦大学EMBA这两年多，实际上不光我自己在改变，我们整个公司都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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